作者：徐儷成在傳統語境中，才子“佳人”一般用於獎飾富有文學才調之人，從政才到朝義又為文學攻訐家所常用，文才魏晉曾經成為中國文學攻訐的南北一個主要領域。在大都環境下，確立“佳人”之“才”均作“文才”理解，才子魯迅將明代情麵小說分出“佳人才子”一類，從政才到朝義並指出此中“所謂才者，文才魏晉惟在能詩”，南北就是確立典型的例子。可是才子“佳人”一詞最早呈現時，“才”卻並非專指“文才”。從政才到朝義《左傳·文公十八年》載高陽氏和高辛氏各有“佳人八人”，文才魏晉合稱“八元八愷”，南北是確立傳世文獻中“佳人”觀點的最早用例。《左傳》中“八元八愷”的“才”並非在文學方麵，而是體現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的德性與政才。此外，根據杜預注，這裏的“子”也不是須眉的通稱，而是“苗裔”之意。聯合上下文，《左傳》中“佳人”之義可以理解為“某家族中具備德性之才的苗裔”，與後世“佳人”的義涵有較年夜不同。在漢代，人物品鑒中多見“佳人”的稱號，其寄義基本與《左傳》不異，如《後漢書·荀淑傳》載東漢末年苑康“認為昔高陽氏有佳人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裏曰高陽裏”，此中“佳人”即語出《左傳》，指荀氏家族中有凸起道德與政才的後輩。那麽，從何時最先，“佳人”與《左傳》中的原義離開了關係呢？這最早可追溯到西晉潘嶽的《西征賦》。潘嶽作《西征賦》述行懷古，曆數西漢名臣，此中出格舉出“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佳人。”賈誼身世甚微，門第無聞，不切合“世家後輩”的前提，此處將賈誼稱為“佳人”，顯然與《左傳》中的意思有所區別。那麽潘嶽稱賈誼為“佳人”畢竟何意？《西征賦》原文將賈誼與“終童山東之英妙”並稱，“終童”出自《漢書·終軍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是針對終軍之幼年而言，正與《史記·屈原賈生傳記》所載賈誼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最為少”造成照應。東華文章常將終軍、賈誼並稱，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試表》中“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終軍以妙年使越”，行將終、賈並舉，誇大年青無為。《晉書·潘嶽傳》載：“嶽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可見潘嶽本身也曾因幼年有才被比作終、賈，他對終、賈並稱背地的文明意義天然再認識不外。是以，《西征賦》中的“佳人”之“子”不再是《左傳》中的“苗裔”之義，而是與“英妙”絕對，取“妙”與“子”配合含有的“幼小”義，重點在誇大兩人幼年成名。《西征賦》是潘嶽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支出《文選》，對六朝文壇影響不小。如《梁書·傅昭傳》中虞通之寫詩獎飾傅昭年青無為，有“英妙擅山東，佳人傾洛陽”之句，就用了《西征賦》中的語典。不外，《西征賦》中“佳人”的用法並未完全離開政才的領域，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佳人”義涵轉向“文才”的要害，是《西征賦》將“佳人”與“賈誼”綁定的做法。在漢代，賈誼的抽象以“賢臣”為主，除了揚雄曾誇大其辭賦成績之外，人們重要存眷他的學識和能力，如劉向以為賈誼“靈通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曹丕也以為賈誼“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到了南朝當前，賈誼則越來越多地被看成出名文人來對待，他的“才”也越來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龍·才略》說：“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誇讚蕭遙欣“藻斫贍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提到賈誼時，均將他看成西漢辭賦之士的代表人物，誇大其“文才”。在如許的語境下，用以描述賈誼的“佳人”之“才”，也最先指向“文才”。《梁書·劉孺傳》載劉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賦詩未成，武帝贈詩曰：“張率西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梁武帝以“洛陽才”評估劉孺的詩才，顯然是用了“賈生洛陽之佳人”的典故。又如蕭子顯《自序》說本身在梁武帝重九宴會上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堪稱佳人。’餘退謂人曰：‘……遂方賈誼奈何哉？未易當也。’”梁武帝在瀏覽蕭子顯詩作後將之譽為“佳人”，蕭子顯馬上理解到這是將本身比作擅長文學的賈誼，而非以品德見長的“八元八愷”，尤其顯示出“佳人”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改變，在梁朝曾經深切人心。鍾嶸《詩品序》稱入選《詩品》者“便稱佳人”，亦將“佳人”定位為詩才優異者，這些均與晉朝之前文獻中對“佳人”的用法完全差別。南朝以“佳人”暗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梁武帝對“佳人”考語的頻仍應用。除上述劉孺、蕭子顯的例子之外，可舉出的另有三例：一是《梁書·張率傳》載張率侍宴賦詩後，梁武帝“別賜率詩曰：‘西北有佳人，故能服官政。餘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二是《梁書·到洽傳》載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賦詩後，“以洽辭為工，……謂昉曰：‘諸到堪稱佳人。’”三是《梁書·到溉傳》載到藎隨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佳人。’”這幾則史猜中，梁武帝均是在年夜臣揭示文才之後，將之評為“佳人”，且均偏指文才而言。梁武帝對“佳人”考語的年夜量應用，並非心血來潮，而是與他的用人政策互相關注。南朝取士尺度，無非才氣、家世兩項。齊梁當前，取士“多由文史”，縱然世族後輩，也必需“終朝粉飾，分夜嗟歎”，揭示出眾的文才，方能得到美職。在這種民風下，身世較低的士人想要獲得扶植，最好的措施就是在文學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師長教師指出，梁武帝為打破高門士族對官吏的壟斷，曾鼎力大舉鼎新選官政策，其重要宗旨是在不粉碎原有選官尺度的條件下，隻管即便汲引次門、寒門和吳地士人。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佳人”頭銜者，除蕭子顯身世南齊皇室外，到洽、到藎身世武人間家彭城到氏，張率身世吳人集團，都非高門，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對象。梁武帝哄騙本身在文學和方麵的權勢巨子，為寒門後輩冠以“佳人”稱呼，恰是為緊隨其後的扶植做鋪墊。好比梁武帝將張率評為“佳人”之後，一年內便將他升為秘書丞，並專程提示他“秘書丞全國贓官，西北胄望未無為之者，今以相處，足為卿譽。”可以看出，武帝無意哄騙“佳人”名號汲引吳人張率，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門對“全國贓官”的壟斷。“佳人”中的“才”既有《左傳》中“政才”的傳統義涵，又包孕《西征賦》和南朝以來“年青無為”和“文才”的新興義涵，剛好切合梁武帝汲引年青文才之士出任要職的目的。梁武帝贈張率詩中“西北有佳人，故能服官政”的表述，表示張率如許一位落伍吳人，可以依附文學才氣在上闡揚作用，恰是對“佳人”義涵富厚性的充實哄騙。在“佳人”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風行之後，又呈現了“辭人佳人”的搭配。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佳人，體裁三變。”明確將“佳人”與“辭人”並列，定位為詩賦創作者。厥後的《文選序》《北齊書·文苑傳序》等文獻中，便均延用“辭人佳人”或“詞人佳人”代指文才之士。唐代當前，“詞人佳人”或“佳人辭人”的說法更是在各種史書、條記、詩文中不足為奇，成為固定搭配，“佳人”偏指文才的義涵由此進一步固定了上去。綜上所述，“佳人”一詞的義涵由《左傳》中僅指“某家族中具備德性之才的後嗣”改變為“富有文學才調之人”，此中履曆了一個複雜的曆程。《西征賦》中“賈生洛陽之佳人”使“佳人”孕育發生新的意義標的目的，賈誼抽象的變化帶來了“才”向“文才”改變的契機。梁武帝出於考量對“佳人”名號頻仍應用，使其“文才之士”的義項被遍及接管。而沈約將“佳人”與“辭人”搭配，則進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義。這些要素看似複雜，但都與魏晉當前文學逐漸遭到器重、文才在與社會中影響力的年夜幅晉升緊密親密相幹。《光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