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鷹洛神賦圖顧愷之/繪對於“韻味”由何人起首引入詩論，神韻學界有爭議。進入在諸多持論中，詩學梗概有兩個核心：其一，考源錢鍾書主張“嚴羽提倡韻味”；其二，神韻王小舒主張“薛蕙是進入詩界‘韻味論’的創始者”。據本人考辨，詩學在此刻可見文獻中，考源可以確定的神韻是明人耿定向以“韻味”論詩為先出。在進入畫品詩評之前，進入“韻味”與“氣韻”是詩學晉宋時代風行的人物鑒品詞匯。《宋書·王敬弘傳》載，考源南朝宋順帝劉準於昇明二年下聖旨，神韻稱王敬弘“韻味衝簡，進入識宇標峻”。詩學這是“韻味”一詞最早呈現。“氣韻”一詞略為晚出，早見南朝梁釋慧皎撰《高僧傳》，稱竺潛、支遁等和尚“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說：“阮渾長成，民風韻度似父，亦欲作達。”在南朝史序中，宋早於梁，“氣韻”一詞，當是源自對“民風韻度”的略寫。南朝齊梁畫家謝赫在《古畫品錄》一書中，將“韻味”和“氣韻”兩詞混淆應用於畫品，開啟兩詞進入畫評的汗青。謝赫論畫提倡“繪畫六法”，並以“氣韻活潑”為“六法”之首。他評顧駿之畫作說：“韻味力量，不逮先哲；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在《古畫品錄》中，“韻味”與“氣韻”各呈現一次，考查辭意，謝赫因此兩詞同義的。唐人張彥遠說：“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川，次狗馬，其台閣必然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活潑之可狀，須韻味爾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張彥遠顯然相沿謝赫的用法，以“韻味”和“氣韻”同指。錢鍾書說：“‘韻味’與‘氣韻’同指。談藝之拈‘韻味’，實自赫始……嚴羽所倡韻味不啻自謝赫傳移而光年夜之。”錢鍾書稱“嚴羽倡韻味”，依據的是嚴羽的四則詩話：其一，詩之法有五：體係體例、格力、景象形象、樂趣、音節。其二，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壯，曰超脫，曰悲壯，曰淒婉。其三，其梗概有二：曰優遊不迫，曰冷靜愉快。其四，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別人得之蓋寡也。恰是在引述嚴羽這四則詩話之後，錢鍾書緊接著說：“必備五法爾後可以列品，必列九品爾後可以入神。優遊愉快，各有韻味。”當真闡發可見，錢鍾書的說法是將嚴羽的“入神”觀點等同於“韻味”。“優遊不迫”和“冷靜愉快”是嚴羽的“景象形象”不雅念所歸納綜合的兩種相反的氣勢派頭。嚴羽論詩，以“景象形象”為底子。他說：“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景象形象差別。”“建安之作，全在景象形象，不成尋枝摘葉。”錢鍾書紕漏了嚴羽詩論的焦點領域“景象形象”，將“入神”混同為“韻味”。郭紹虞說：“我常認為滄浪論詩隻舉神字，漁洋論詩才講韻味。”無疑，郭紹虞之說是正確的。據《滄浪詩話》，嚴羽隻講“景象形象”，不講“韻味”。所謂“嚴羽倡韻味”，隻能說是錢鍾書師長教師對嚴滄浪詩論的“神會”之言。清人王士禎在其晚年著述《池北偶談》中撰“韻味”一則：汾陽孔文穀雲：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何須絲與竹，山川有濁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韻味矣。“韻味”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王士禎在這則詩話中引述的孔天胤論詩文字，出自後者1564年蒲月撰《園中賞花賦詩事宜》一文。王士禎的引文“詩以達性……總其妙在韻味矣”，除個體文字外，與孔天胤原文一致。薛西原，名薛蕙，生卒年為1490年至1539年。孔薛兩人素有來往。孔天胤晚年記敘說：“餘往歲丙申，初謁考功於譙成年夜寧齊中。考功一見餘，即莫餘逆也。留飲闌夕，賦詩見誌，後數往來，並喪爾我。”查薛蕙撰《西原師長教師遺書》，在該書下卷有“論詩”一目，含8則詩話，第6則詩話即為孔天胤所引文字，但無“總其妙在韻味”句。胡應麟撰《詩藪·外編卷二·六朝》錄有薛蕙同則詩話，也沒有此句。《西原師長教師遺書》的“詩話”第6則，最先如是說：“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胡應麟的引述與之不異，而孔天胤將其改寫為“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蕙以“清遠”論詩，並未將其接洽或歸屬於“韻味”，胡應麟的引述可資佐證。“總其妙在韻味矣”句，是孔天胤對其所引述的薛蕙詩話的引申論斷，這是不成附會於薛蕙的。明人耿定向在《與胡廬山書》第封9信中應用“韻味”論詩。《與胡廬山書》共計11封手劄，均無時間題名。在第7封信中，言及“辛酉之秋與兄江滸一會”。在其自撰年譜《不雅生記》中，耿定向說：“四十年辛酉，我生三十八歲。夏初，銜命巡按甘肅……秋仲遂行，遇胡正甫於漢江之滸。”據此，耿定向撰第7封信在甘肅任上，在辛酉秋後。在第10封信中，言及“比來都下同道更離索，無甚好懷，歸誌更切……家累已悉遣還，日按部，不複住邸舍”如此。在《不雅生記》中，耿定向說：“四十壬戌，我生三十九歲……其年閏三月，改督南直隸學政……冬十月，奉嘉議公、秦淑人就養於南京督學公署。”據此，可定第10封信寫於耿定向行將離任甘肅前夜，有歸鄉之念，時間應在嘉靖壬戌夏。嘉靖辛酉，即公元1561年，撰第7封信；嘉靖壬戌，即公元1562年，撰第11封信。響應推算，耿定向致信胡直“借詩商學”而言“韻味”，即撰第9封信，當晚於1561年秋，早於1562年夏。據《西原師長教師遺書》，薛蕙簡直曾以“韻味”論詩。他的“論詩”第8則詩話說：“論詩當以韻味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此耳。”編錄此則詩話的明刻本《西原師長教師遺書》，刻於嘉靖癸亥，即1563年。刻書人王廷在書前撰《刻西原師長教師遺書序》，序末署“嘉靖癸亥季冬望日”。季冬望日，即夏曆十仲春十五日。《西原師長教師遺書》排印問世，或者在次年，即1564年。此書比耿定向《與胡廬山書》以“韻味”論詩要晚出一年多。值得留意的是，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薛蕙撰《考功集》無“論詩”一目；現存可見文獻中，這部明刻本《西原師長教師遺書》是明代獨一編錄薛蕙“論詩”詩話的文獻，並且是由門人王廷在薛氏歸天24年後編錄。孔天胤和胡應麟兩人各自的引述，都沒有對含有“韻味”一詞的第8則詩話原出於薛蕙賜與幹證。是以，“論詩”第8則是否確為薛蕙撰述，是可存疑的。耿定向的《與胡廬山書》第9封信說：“近日講學者，隻是模索要眇處，譬之作頭巾詩者耳。至如滯形氣、幫格局者，又似作詩者隻在腔調語句上求工，未解韻味也。深於詩者，風雲月露孰非道體哉！然此等處不容思議，見解不容言說，須人靈識。故曰：‘厥彰厥微，匪靈勿瑩。’兄深於詩者，故弟又借詩商學雲雲如此，幸兄教之。”在這段話中，耿定向雖稱“借詩商學”，卻對“韻味”的義理作了三個層麵的闡釋：其一，絕對於腔調語句等內在層麵，韻味是詩的內核；其二，韻味的內在是詩借天然萬象體現本真之道；其三，指明“韻味”的特征是不容思議、言說，“須人靈識”。該當說，耿定向對“韻味”的闡說是韻味實踐的建基性界說。這是現存文獻前所未見的。與之比擬，《西原師長教師遺書》所編錄“論詩當以韻味為勝，而才學次之”，較著隻是嚴羽論詩所言“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的轉述。學者蔣寅在《王漁洋“韻味”觀點溯源》一文中稱，“至遲在元代我已發明用‘韻味’論詩文的例子”，並舉倪瓚之說為例。倪瓚說：“今人工詩文書畫，非不克不及粉澤妍媚。山雞野鶩亦爾斕斑，若其韻味則與孔翠殊絕。”然而，倪瓚此說，因此山雞野鶩與孔雀翠鳥比照而言，雖然前句籠統提到“詩文書畫”，其立意仍舊在於書畫。自唐宋以降，以韻味、氣韻論書畫，是一傳統，倪瓚此說仍在書畫論傳統中。是以，稱倪瓚此說為“用‘韻味’論詩文的例子”是不得當的。實在，以“氣韻”“韻味”論文，有兩個遠遠早於元代的例子。其一，南朝梁代史學家蕭子顯撰《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其二，宋人呂午在撰《程珌行狀》一文中即說：“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為文，自成心裁，韻味絕出。”呂午《程珌行狀》寫於1243年，倪瓚《跋趙鬆雪詩稿》寫於1342年。就可見文獻而言，以韻味論詩文，倪瓚比呂午晚99年。據本人考辨，在現存可見文獻中，呂午之說是最早明確以“韻味”論文的例子；但以“韻味”論詩，則以耿定向所論為先出。是以，學者王小舒稱“雲雲看來，薛蕙是詩界‘韻味論’的創始者，這個功勞是不容扼殺的”，是值得商榷的。耿定向是王陽明心學前人，並非詩壇名士。他“借詩商學”，以“韻味”為喻，天然是其時“韻味”用於論詩文已成民風，而非由他首創。此說可確立否？請方家刊正！《光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