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在吉東傳達貫徹之後，同中共寧安縣委建立正式關係的平南洋反日遊擊總隊改編為寧安工農義務總隊，主要活動在寧安縣東部大、小唐頭溝和東南部的二、三道河子一帶。東南山區的八道河子（今紅旗林。┦侵泄材安縣委很早活動的據點之一，後來一度成為較為穩固的遊擊根據地。八道河子黨支部是堅強的戰鬥堡壘。八道河子農民自衛隊在寧安縣委直接領導下，是保衛八道河子根據地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1934年初，周保中率吉林救國軍遼吉邊區第一、第三連部隊與工農義務隊匯合於唐頭溝。根據中共吉東局的決定，於同年2月成立綏寧反日同盟軍辦事處，欲圖聯合其他抗日武裝，籌建綏寧反日同盟軍，建立一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統一戰線武裝。不久，這支部隊的遊擊區域便由寧安東南山區擴展至西南山區、鏡泊湖一帶。同年5月，由縣委另行組建的寧安遊擊隊也誕生在寧安東南山區，東南山區便成為綏寧反日同盟軍最早的遊擊根據地。同年6月，反日同盟軍分兵活動時，綏寧抗日遊擊區又擴展至寧安西北山區一帶。

寧安東南山八道河子遊擊根據地建立有農民委員會，寧安其它各地均建立了反日會。其中以東京城和臥龍屯所建反日會較早。1933年秋，原中共穆棱縣委書記李範五調任寧安縣反日會會長後，反日會工作得到加強。同時，綏寧反日同盟軍在開展遊擊活動中，每到一地都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如在羅圈溝建立了1個反日會，會員40多人，還建立了1個反日會婦女部。據1934年6月的不完全統計，在寧安東南山區和西南山區（即二、三區）和牡丹江江西、江北部共建立了11個反日分會，共有約700名會員。青年反日會有10個分部；反日會婦女部有六七個分會，八九十名會員，其中朝鮮族會員20餘名。

1934年12月，中共寧安縣委召開擴大會議，總結貫徹《一·二六指示信》以來的工作，指出：“首先要糾正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要把反日會變成工農兵商學等的群眾團體。它是一個反日統一戰線的機關。”隨之修改了反日會綱領和章程，在政治上轉變了過去“太紅”的錯誤，在組織上糾正了關門主義，反日會工作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

1935年夏以後，中共寧安縣委又將反日會普遍改建為抗日救國會，以便團結各民族更廣泛的抗日階層與群眾，參加抗日鬥爭。這一年，僅寧安一縣就發展3萬以上的會員。該縣的東京城區有70%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抗日救國會。同東北其它各抗日根據地和抗日遊擊區一樣，農民委員會、反日會和抗日救國會雖屬群眾抗日組織，卻均執行了抗日政權的職權。寧安各地反日會和抗日救國會為協助抗日部隊，在機構內部普遍設立交通部門，負責代部隊傳遞信件，報告敵情；偵察部門負責搜集日偽當局和軍隊的動向；“打狗部”擔負調查、逮捕漢奸走狗、特務等各項任務。

反日會和抗日救國會還負有組建地方武裝的責任。東南山區八道河子自衛隊是綏寧反日同盟軍最早的組成部分之一。開始時，該自衛隊是由十四五名朝鮮族青年組成的，有六七支鋼槍，十七八支土槍，隊員都很勇敢。當寧安遊擊隊和工農義務隊受挫時，八道河子自衛隊均撥出人員和武器給予積極的支援，使其恢複了戰鬥力。八道河子自衛隊作戰勇敢，有效地保衛了反日同盟軍的根據地。

此外，寧安遊擊區還組建了青年義勇軍。八道河子組建有兩隊青年義勇軍，共20人。其中一部後來在寧安縣委組建寧安遊擊隊時便被編入遊擊隊。

寧安抗日遊擊根據地和遊擊區內組建的反日婦女會，為抗日部隊做軍衣、軍鞋，洗衣服，護理傷員，對反日部隊給予了有力的支援。抗日兒童團組織在根據地內外也有發展。根據1934年8月的統計，兒童團員有130餘人，其中朝鮮族20餘人。寧安兒童團的工作很有特色。一是有較為係統的組織，建有4個“中隊部”，縣裏有兒童局負責兒童工作；二是製定了《寧安縣抗日兒童團章程》和鬥爭綱領。《兒童團章程》規定：兒童團的宗旨是“援助反滿抗日的民族革命運動，養成最勇敢、最忠實的青年革命戰士”。《兒童團鬥爭綱領》規定：“援助反滿抗日的中華民族革命運動（當交通、偵探、站崗等）”“中韓民族聯合起來，去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兒童團在根據地和抗日部隊集結地站崗放哨，傳送信件，探聽敵人消息，成為反日會的有力助手。

反日會和抗日救國會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協助各抗日部隊籌款、籌糧，或代為籌辦、購買軍隊需用的給養物資和槍械子彈等。綏寧反日同盟軍為開辟部隊的經費來源，除采取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財產充作軍費以外，還提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力出力，共同抗日救國”的口號。具體辦法是通過救國會或村長向地方提出一定數量的物資要求，由部隊派人按期提取。1934年5月，周保中在寧安縣臥龍屯召開抗日救國會和抗日部隊軍民大會，動員各界群眾為抗日部隊籌集糧食和衣物。之後，各地群眾相互轉告，積極為綏寧反日同盟軍捐送給養和物資。據不完全統計，東京城救國會經於貴堂先後送給綏寧反日同盟軍7000餘市斤糧食；馬河救國會經劉全貴給抗日武裝送了4000餘市斤糧食、10市斤豆油、20市斤鹽；於家屯救國會經陳喜昌給抗日部隊送了1500餘市斤糧食、27套棉衣、27雙鞋、27頂帽子、250市斤肉、20市斤鹽；金坑救國會員孟發將自己家300餘市斤糧食送給了抗日部隊；蓮花村救國會員朱德彩送了1200市斤糧食。還有許多救國會員冒險去縣城為抗日部隊采購棉布、膠鞋等物資，混過敵人崗哨，送到抗日部隊密營。

當時，不少被迫擔任偽保長、偽甲長的人，同時又是反日會、救國會會員，實際上形成了“內紅外白”的兩麵政權。例如，腰嶺子的劉甲長除代抗日部隊籌款、籌糧外，還派人去縣城為部隊購買衣服和鞋等難以買到的物資，並同一些城內的商號和客棧聯係好，保證進城采購物資農民的安全。勃海保被日偽當局稱為“模範甲”，但這裏的保長、甲長和廣大愛國群眾，絕大多數都積極熱情地支援反日聯合軍。其中很多人都是冒著被殺頭和坐牢的危險從事抗日工作的。東京城城內、城郊22個甲長，除城內3個甲長外，其餘郊區的19位甲長在1935年冬都因從事抗日工作而被日偽警察機關逮捕，其中2人被槍殺，其餘均被嚴刑拷打致傷致殘。對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承認：“與其說是‘為匪團（敵人對抗日部隊的誣稱）武力所迫的不得已行為’，莫如說是一種主動的自發的有意識的同情反滿抗日匪的傾向。”

在寧安抗日根據地和遊擊區，中共寧安縣委還注重基層組織的建設。雖然由於抗日軍隊力量較弱，流動性大，但仍然建立了5個地方黨支部，共有92名黨員。團的組織，據1934年8月的統計，三區牡丹江江西有5個支部，30餘名團員；二區有3個支部，團員20餘人；八道河子支部團員7人；塔街（寧安縣城）支部，團員7人。

1935年2月，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後，除以一部堅持寧安老遊擊區、特別是西南山區外，還以一部向東北的穆棱、密山、勃利等縣和中東鐵路北發展，另以一部向西南部的敦化、額穆等縣和京圖鐵路進軍，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的遊擊區在寧安的中心，不僅從東南山區轉向鏡泊湖東岸、西南山區，而且還開辟了以額穆為中心的新遊擊區和恢複了穆棱、密山、勃利邊界一帶新老遊擊區。

穆棱縣橫跨中東鐵路東段，交通便利。九一八事變後，是吉林自衛軍、吉林救國軍集中活動區之一。該縣下城子先後是中共寧安中心縣委和綏寧中心縣委所在地，中共穆棱縣委所屬馬橋河、下城子、興源、穆棱、八麵通、梨樹鎮等區委組織比較健全，黨領導下的抗日活動十分活躍，早在1932年2月就建立了穆棱縣反日總會，同年3月以後，又陸續建立了幾支抗日遊擊隊及其遊擊根據地——懸羊砬子、新安屯、麅子溝等，形成綏寧地區另一抗日中心區域。1934年11月，滿洲省委巡視員吳平抵達穆棱縣委，傳達關於發展反日會的指示，還幫助穆棱縣委製定了《穆棱縣抗日總會章程》和《宣傳行動綱領》。穆棱縣的反日會迅速發展。

這一時期，寧安抗日根據地和抗日遊擊區，雖然因部隊流動性大不夠穩定，但是根據地和遊擊區對於綏寧反日同盟軍和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的抗日遊擊戰爭，還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撐作用。